从事科学研究 ，既能丰富自己的知识，又可为国家增加力量，为什么不奋起齐来呢！

王以康（1897.10-1957.3），浙江天台人，九三学社社员，三级教授。1925年毕业于东南大学生物系，后赴法国巴黎大学鱼类研究所、荷兰海牙皇家渔灶研究所进修。我国著名鱼类学家，曾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与爱国华侨共同发起组织华侨抗日救国会。1940年回国任贵阳湘雅医学院教授。1944年任联合国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执行委员、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物资管理处副处长。1946年后，任***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山东大学教授。曾创建上海中华水产公司。建国后，历任华东水产管理局渔业行政管理处处长，上海水产学院教授、教务长。著有《鱼类分类学》、《鱼类学讲义》。

      今年是王以康诞辰100周年。王以康的六女儿，是上海大学射线应用研究所教授，叫王传珊。讲到父亲，王传珊脸上露出骄傲的神情；逢趣事她哈哈笑出声音；讲到坎坷她眉头紧锁，年过花甲的脸上滚下热泪。

漫漫求学路

      幼年的王以康家境尚可，求学之路比较顺利。即使在父亲意外身亡以后，因为母亲的辛勤劳作和祖父的帮助，还算比较顺利地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重组为东南大学）毕了业。但此时王家，由于学费、医药费用等支出，已是家徒四壁。为了生计，王以康放弃了继续求学的想法，辗转长沙、宁波各地中学任教，以负担弟弟读书。直到1924年弟弟王钦禄从北京医学院毕业后，他才进入东南大学完成大学学业。

      就在任教期间，一个偶然机会，王以康认识了我国生物学研究领域的先驱——秉志。后来他跟随秉志改习生物学，从东南大学毕业后与其一起去厦门大学生物系任教，后又转入秉志主持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潜心研究。他对秉志非常尊敬，并在做人和治学理念上深受其影响。

      1934年王以康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科学研究补助金（即庚子赔款），到法国巴黎大学鱼类研究所任研究员，同时攻读博士学位。1936年受中央研究院派遣，赴荷兰海牙海洋渔业研究所，学习研究水产学。原本预定1937年底回国至沈家门水产研究所工作，发展祖国的海洋渔业（当时中央研究院已在沈家门选址建所），但 “七·七”事变的爆发，打乱了他的学习和工作计划。

中国鱼类学先驱

      中国鱼类学的系统研究始自1927年，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是研究队伍中的主力军。当时在国内从事生物学研究很艰难，连年的战火使得民不聊生，政府对科学研究的支持更是杯水车薪。生物研究所初建时仅有从东南大学腾出的两间房间，常年只有几百元经费。但师生们并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仍然坚定不移地开展研究，先后对我国江苏、山东、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展开生物资源调查。大规模的标本采集工作，为生物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生物学人才。

      王以康在生物研究所的6年半中，每年都要化数月时间在沿江、沿海地区采样调查。他是神**，常常手起鸟落；他也是游泳能手，自幼在故乡山溪中练就一身好水性。海上调查他大显身手，捕鱼驾船，样样都行。每次回到宿营地，总是成绩斐然，身上挂满、衣袋里塞满各式“猎物”。有次去饭店用餐，竟有蛇从衣袋里爬出，吓跑了顾客。等到调查采集结束回到南京，经常又黑又瘦，连夫人都认不得他了。

      自1930年至1936年，王以康共发现新鱼 13 种，报告鱼类 446 种。报告中叙述了采集到的鱼类形态、特征、习性、经济价值及产地，还有样本采集地，十分完整。他根据这些发现整理成十多篇论文，陆续在中国科学社生物学集刊（Contributions from the Biological Laboratory of the Science Society of China）上发表。大量研究结果奠定了王以康在鱼类学研究领域的先驱地位。

恢复战后渔业

      1943年11月9日，44国代表在美华盛顿签订协议，成立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代表详细报告了中国在战争中严重受损的情况，请求予以援助，其中包括渔业项目。中国农林部请其下属渔牧司水产处处长侯朝海，在国内遴选人才作为特派专员赴美，办理渔业救济善后物资。侯朝海受命后，奔波于湖南、两广、云南各地，都没找到合适人选。

      一次偶然机会，侯朝海在贵阳郊外，看到王以康头戴草帽，卷起裤腿，赤脚踩在水中，不禁一时心动。交谈中，王以康的谦虚博学、才能气度、踏实仁厚令侯朝海赞叹不已。1944年5、6月间，由侯朝海、陈同白推荐，王以康作为农林部专员，被派往华盛顿协商办理中国渔业项目的善后救济工作。1946年返回上海后，被调往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农业委员会任专门委员，参与筹建“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农林部善后物资管理处”（简称渔管处）的工作。8月30日渔管处成立，他担任副处长，主持技术工作，制订了在战争中受损严重的沿海各省区善后计划及今后发展计划和救济物资的合理分配方案，对民间渔业进行辅导，等等。

      作为著名鱼类学家、水产著名专家，王以康在解放前夕被蒋介石政府选为“抢救人才”，并在台湾为他准备了职位，还购买了上等住宅，力邀他去台湾工作。但王以康坚决回绝，一心留在大陆投身新中国建设。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政府企图将在上海的渔管处的渔轮、物资和人员运往台湾，运不走的就焚毁掉。为了保存渔轮，王以康想尽一切办法尽量拖延时间，将渔轮自行沉没以达保船目的……他组织部分负责人进黄浦江复兴岛抢运公文档案，并同侯朝海一起，协助岛上吴淞水产专科学校的一百多名师生安全撤离。

      上海解放后，王以康立即组织打捞沉船。随后，他把这些渔船全部移交给了党和人民，同时移交的还有渔管处留存下来的其他物资，企业（如冷冻厂、船修厂、鱼品加工厂、仓库等）及各种技术资料、数据。

忠诚水产教育事业

      1951年王以康由国务院任命为上海水产学院教务长。后历经肃反、“三反”、“五反”及思想改造等各项运动，在当时极“左”思潮影响下，王以康在相当长时间内受到不公正待遇。在重重重压下，王以康并没有趴下，而是忍辱负重，潜心于教学和科研工作。1953年，他编写了《鱼类学讲义》，填补了水产学院相关教材的空白；另制定了著书七部的计划。就在宁静的生活刚刚开始的时候，谁也没有预料的危险来敲门了。1957年3月1日夜9时，王以康突发心肌梗塞，倒在了日夜工作的实验室，再也没能醒来，年仅59岁，书桌上还摊着他正在奋力编写的未完成的《鱼类分类学》草稿。人民日报及上海各大报刊登了讣告，秉志先生闻讯后悲痛万分，以白绢亲笔写下“师弟情亲四十年，望风哭祭楚南天”的诗句。

      痛哉! 先生历尽坎坷及沧桑，终能遂愿继续研究学问时，竟撒手人寰，留给后人无尽的遗憾与感慨。

（生命学院  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