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贻观（1911.3-1975.9），河北文安人，海洋渔业教授。1937年毕业于东京水产讲习所渔捞专攻科。回国后在浙江、山东等地水产试验场、渔业公司、联合国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渔管处等工作。曾任山东大学教授、上海水产学院海洋渔业系副主任兼水产资源教研组主任。

幸遇良师 喜结益友

      “田内”这个名字对水产学专业的人来说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在水产资源研究领域创建了鱼群群体的研究方法和原理；他运用基本的物理原理、繁杂的数学方法研究水产科学，使水产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他进行的水动力学研究和水槽模型试验取得了划时代的进步。1933年王贻观到日本留学时，在日本东京水产讲习所（即东京海洋大学前身）攻读渔捞专科，便是师从的田内森三郎。

      王贻观自知遇到了一位不可多得的老师，一心一意扑在学问上，学习导师的研究方法并运用于实践，在日本渔业杂志上发表《鳕场蟹群体研究》、《濑户内海鲷鱼资源研究》等多篇论文，得到导师的大力赞扬。在不到4年内能灵活掌握日文并进行如此深层的研究，王贻观的刻苦可见一斑。

      王贻观的虚心求学和热情又让他喜结了一些日本学友。所谓“学无国界”，在我校任海洋渔业系副主任时王贻观经常请日本专家来做讲座，开讲习班。每次有日本学者来我校讲课时，王贻观便是现场翻译。他的谦虚、热情使很多日本学者与我校结下深厚友谊，真道重明就是其中之一。他与王贻观私交深厚。由于历史原因，王贻观的很多资料被毁。“文革”后，真道重明曾来我校赠送王贻观的照片。聊起王贻观以往种种，虽时隔多年，仍对这位故友怀着深深敬意。

创立学科  建设专业

      王贻观来到水产学院之前，学校的渔业资源和捕捞技术的授课、研究一直沿用日本参考资料，建国后开始采用苏联米高扬水产学院的教学计划和大纲。日本和苏联的教学侧重有所不同，日本侧重于现象和结论，苏联则侧重对理论与方法的系统性阐述。我校教师对后者不尽熟悉，授课时碰到很大困难。王贻观来了之后，就与大家一起从头学起，理解领会后再教给学生。他不断鼓励年轻教师，与他们一同攻克难关。

      王贻观对自己很严格，但却很关心同学们的生活和思想。因为渔捞专业要出海，海上条件异常艰苦而且一去就很久，因此他常请学生来谈心，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耐心为他们讲解专业前途。

      孔子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做学问不仅要吸收，还要创新；不仅要继承，还要发扬。只单纯地学习水产捕捞学却不学资源就如同学电子技术却不学物理一样，王贻观一个比较重要的贡献，就是在上海水产学院率先开设了水产资源课程。这是一门全新的课程，没有师资，没有教材，但王贻观并没有被困难吓倒。“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没有教师自己教，没有讲义自己编。他跟学生林新濯、王尧耕、邱望春于1959年开始编写《水产资源学》讲义，历时两年多终于完成。该书前半部分参考日本学者相川广秋编写的《水产资源学》，介绍了资源研究的基本方法；后半部分的我国水产资源概况是根据我国的历史资料和调查资料所写。书中详细介绍了鱼类生活习性和研究方法的基本知识；鱼类洄游分布和标志放流；鱼群侦察和编制渔捞海图的原理和方法；估计资源蕴藏量和进行资源预报以及我国渔业资源概貌。这些内容在当时是最先进的理论技术和指导方法。他的学生王尧耕教授至今仍保存着这本书：封面是稍微厚一点的白纸，内页已泛出焦黄色，似乎稍用力翻看就会碎裂。书的后面，有十多张老师们亲手画的图片，连最复杂的鳞片上一圈套着一圈的年轮也画得异常清晰，跟现在扫描印刷出来的不相上下。限于当时的印制水平，这本书没有在全国普及发行，只当交流讲义在水产院校内部使用。这门课程的成功在全国水产院校产生很大反响。山东大学水产系邀请他在该校开设水产资源课程，并派水产系陈大刚等教授到上海水产学院进修。

      在随后的教学实践中，王贻观和其他老师一起积极探索，精益求精，将这门水产资源学发展成一个专业。1960年五年制鱼类学与水产资源专业诞生。该专业从1965年持续到1970年，年年对外招生。毕业生被分配到我国各沿海城市渔业局和水产研究所，为当地的渔业发展做出很大贡献。

身负重压，坚持工作

      渔业工作极其艰苦，要身心兼用，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当时的王贻观虽是名教授，又是系副主任，可是他仍然经常跑到生产第一线，坚持出海调查研究。

      在特定历史年代，王贻观在身负重压的情况下依然不失本色。1959-1960年，王贻观最后一次出海，去江苏吕泗调查小黄鱼资源。学生伍汉霖第一次跟他一起出海调研，印象深刻：王贻观一上船就吐得很厉害。大家劝他到船舱休息一下，他就是不肯，坚持与学生们一起放网捕鱼，教他们怎么样试捕、定站。伍汉霖当时跟王贻观挤在一张床上。老师睡里面，他睡外面。每次看到王贻观戴着鸭舌帽仰面睡觉，伍汉霖都觉得很奇怪。一次问起时，王贻观神秘地说：“这个鸭舌帽重要得很，一会儿你就知道它的用途了。”正说话间，一个浪头打来，船颠簸得厉害，王贻观一下子从头上摘下帽子，翻身起来对着帽子吐个不停。这时伍汉霖才知道这帽子的“重要”用途。当时是3月份，天气异常寒冷，海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疼。但每次船开动时王贻观一定会坐在甲板上观察海况，捕到小黄鱼后一定要跟他们一起起网采样。

      不管条件多么艰苦，王贻观依然保持着幽默平和的态度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就在他最后一次出海期间，海上风浪特别大，多艘渔船被海浪无情掀翻，许多人丧生。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王贻观与王尧耕、伍汉霖以及河北省一些专家成功完成了吕泗小黄鱼的调查，撰写了《1960年春汛吕泗小黄鱼渔捞海图》、《小黄鱼洄游分布初步研究》等多幅海图和多篇论文。

      由于受特定社会环境的影响，王贻观的科学研究受到很大限制。尽管如此，他没有怨天尤人，仍默默地跟上海水产研究所其他工作者一同承担了我国海洋资源普查，完成了《黄海南部东海北部渔捞海图》等。他呕心沥血写出的许多科研著作都不能署自己的名字，但他似乎从来没有在意过，仍以平和心态，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工作。

      “文革”开始后，王贻观受到冲击，不能出海，不能对外联系，不能发表文章，只能在编译室工作。一位同事回忆：“那一段时间，王贻观要么一大早胳膊夹着一本书来上班，晚上很晚才下班，要么挨批斗，关牛棚……”经过种种打击，王贻观变得沉默寡言、谨言慎行。他最终没能熬过这场风波，在学校搬到厦门时去世。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陪伴他的只有孤独和落寞，但他对工作的一丝不苟、任劳任怨，对学生的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对我国水产事业的卓著贡献却永远留在了水大人心里。

（海洋学院  韩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