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出真知。只有在实践中锻炼，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才能真正有所得。

王尧耕（1930.12-  ），上海人，中共党员，海洋渔业资源教授，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51年毕业于上海吴淞水产专科学校并留校，主要从事海洋渔业资源开发和管理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出版专著2本，曾获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1次，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次，省部级科技进步一、二等奖5次。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近年来，凡是了解远洋渔业的人，都听说过“王尧耕”这个名字。

探捕日本海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近海渔业资源面临捕捞压力过大问题，多数群众渔业和国营渔业企业勉强支撑，步履维艰。中国的渔业该往何处去？王尧耕决心为中国渔业探索一条出路。

      1989年，中苏（俄）渔业谈判，苏联表示愿意给我方2000吨日本海苏管水域太平洋褶柔鱼配额。王尧耕心中一亮，感觉是一个绝好机会，于是积极响应并承担该项任务。5月，经研究商讨，中国水产总公司决定委托上海水产大学进行渔场探索工作，计划8月出海调查。

      接到任务后，王尧耕十分高兴，但摆在他面前的挑战很严峻。时间紧，任务重，召集师资有一定难度；“浦苓号”实习船原有日本鱿钓设备，装备陈旧，需要及时维修和调试，工作量巨大；面对全新领域缺乏必要经验，钓捕作业技术难度很大。

      对此，王尧耕没有退缩，组织了一支团队，尽心尽力一起出谋划策。然而正当各项事务有条不紊地进行时，上海的交通却因故一度处于半瘫痪状态。这给当时家住静安区的王尧耕带来很大困难。他多次坐车到外滩后就无公交可乘，只能一路步行到军工路上班。那么长的距离年轻人走下来都很吃力，何况王尧耕时年已60。他的行为感染了其他成员，其他路远的老师和船员也都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大家毫不犹豫地集中精力努力工作。

      1989年8月，“浦苓号”终于如期启航，大家都一脸的兴奋。王尧耕要求参加第一线试捕。开心之余，他又琢磨起如何应对更大挑战。毕竟，茫茫大海，一叶“孤舟”，要找到鱿鱼群谈何容易？根据多年经验，王尧耕觉得中上层海洋鱼类的渔场应该有某种共性。于是，他凭借“浦苓号”唯一能接收的气象传真“海况”图，比对文献资料寻找渔场。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个多月艰苦的渔场探捕中，终于找到可以作业的渔场。王尧耕信心倍增，他一边发动大家摸索如何调整鱿钓渔具和集鱼灯灯光，以提高捕捞产量，一边又思考着如何将这个渔业进行产业化推广……

      日本海鱿钓探捕初获成功的消息很快传开，国内几家主要渔业公司都很感兴趣。1990年，王尧耕在认真总结1989年探捕经验的基础上，拿出一套推行方案。他觉得首先要解决鱿钓渔船问题，而国内自行设计的大量8154型拖网渔船，经过改装应该能满足生产需求。1990年7月，舟山渔业公司2条8154型鱿钓船改造完毕，与“浦苓号”一道进行了日本海渔场的探捕性生产。王尧耕组织部分教师分别到这两条船上协助技术指导。生产结果比较令人满意，也很鼓舞人心。但王尧耕从海上实践中感到，目前这两条船在灯光装备、发电量、船舶安全、舱容量等方面受到很大限制。如果能够使用一条更大一些、装备更好的渔船，产量会更好些。于是他与舟山渔业公司讨论提出，将一条吨位较大的双层甲板型拖网渔船1303号改装成鱿钓船，并计划于次年投入试作业。

      1991年，王尧耕指导的4条鱿钓船在日本海鱿钓作业中取得骄人成绩，各条船均盈利，特别是1303号鱿钓船更是取得喜人产值，当年就基本收回投资成本。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其他渔业公司纷纷前来取经。王尧耕和他的团队给予热情和耐心指导。不久，一个可以在日本海生产作业的中国鱿钓船队粗建雏形。1992年这支鱿钓船队取得巨大收获，多数渔船在当年收回成本并盈利。随后，越来越多的8154型等渔船加紧改装，预备投入生产……我国的海洋捕捞重新焕发出生机。

      茫茫日本海，在一般人眼中已足够辽阔，可是王尧耕却把眼光放得更远。日本海，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俄罗斯、朝鲜、韩国和日本之间，如果将来各国进行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管辖，那么中国目前这些鱿钓船队就将无处可去。因此，从发展眼光来看，要让这个产业继续下去，必须要寻找一块新的作业渔场。

东征太平洋

      1992年，王尧耕几番考虑之后，向上级渔业主管部门提出建议，要求去日本以东太平洋开发新渔场。得到批准后，他于1993年组织5家公司的6条渔船前去探捕。然而，一个月里渔获几乎为零，而在日本海的近100条渔船却满载而归。他带的6条船开始人心浮动、纷纷打退堂鼓——太平洋首次探捕以失败告终。

      回国后，在巨大压力面前，心情沉重的王尧耕认真分析失败原因：日本海鱿鱼属于浅海性太平洋褶柔鱼，而太平洋鱿鱼则属于大洋性柔鱼，两者在个体大小、栖息水层、水文条件等方面都不同，因此捕捞方法也应不同。他在查证日本鱿鱼渔业之后，认为1993年探捕区域过于靠近日本，柔鱼的实际分布应该更往东往北。为此，他强烈要求在1994年再次进行太平洋海域的鱿钓探捕。

      1994年，在众人关注下，在一片啧啧怀疑声中，王尧耕迎难而进，再次组织了6条渔船，在太平洋海域进行了十分艰苦的“地毯式”探捕。不久，渔获丰收和频频高产的消息迅速传回国内，渔业界再次雷动。大批在日本海作业的渔船也争相前往太平洋生产。真可谓“实践出真知”。只有勇于实践，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有所为，有所得。此时此刻，王尧耕终于感到一丝欣慰。

      1995、1996年，王尧耕仍坚持不懈参与鱿钓生产第一线，不断往东探索新的作业海域，不断研究改进作业技术，使整个鱿钓渔业快速稳步走上正轨。鱿钓渔业为我国远洋渔业开创了“三新”局面（新渔场、新资源和新技术），但王尧耕意识到要使该渔业巩固和提高，则必须努力朝着“三化”方向发展，即实现装备国产化，生产专业化，作业常年化。尤其是目前鱿钓生产装备多来自日本，成本太高，因此必须实现设备国产化，使鱿钓渔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经多方奔波和努力协调，设备国产化生产取得显著成功。王尧耕还建议，鱿钓渔业是一个多学科综合的新兴渔业，需要船舶、机械、灯光、渔业等方面的技术，因此积极培养大量专业研究人才，使鱿钓渔业有更好的技术支撑和保障。

      1989年至1996年间，王尧耕年过花甲却前后连续8年在生产第一线。他的爱人曾经生病住院很长时间，而他却一直在海上工作，无法在身边照顾。他至今念念不忘家庭给予他的默默支持。

衷情鱿钓业

      1996年后，王尧耕开始退出第一线，但他依旧继续指导探捕渔船往北太平洋中东部开拓渔场并取得较好效果。此时，鱿钓渔船规模也不断壮大，作业船数已达369艘，年产量10万吨，年产值10多个亿，成为我国远洋渔业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然而，王尧耕并不满足所取得的成绩，他不断研究和摸索，决心走向更广阔的海洋世界。他特别强调要将远洋资源渔场探捕调查列入常规工作年年进行，以确保远洋鱿钓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他退居二线后指导开发了一系列新渔场，如新西兰双柔鱼渔场、西南大西洋阿根廷褶柔鱼渔场、东南太平洋秘鲁外海茎柔鱼渔场、印度洋阿拉伯海鸢乌贼渔场，以及东南太平洋智利外海茎柔鱼渔场等。这些渔场的陆续开发成功，不仅丰富了作业种类，实现了我国鱿钓作业全年性生产，而且使整个鱿钓产业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鱿钓渔业的繁荣，不仅解决了中国海洋渔业企业的部分困境，更带动了沿海冷藏、运输、加工、制造等服务业发展。一个产业链创造了众多就业岗位，产生了显著经济和社会效益。“老骥伏坜，志在千里”，王尧耕仍在思考着，中国未来的鱿钓渔业该向何处去呢？

（海洋学院  钱卫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