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产学是应用科学。我们的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才有价值，在教学上课堂必须与池塘相结合，否则在黑板上养鱼，无论如何是养不好鱼的。

谭玉钧（1925.10-  ），广东台山人，九三学社社员，水产养殖教授，1992年起享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50年毕业于山东大学水产养殖专业。曾任池塘养鱼教研室主任、中国水产学会池塘养鱼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政协委员。所著《中国池塘养鱼学》，获1992年国家新闻出版署科技图书一等奖；《中国淡水鱼类养殖学》第三版（主要作者之一）获1994年国家新闻出版署科技图书一等奖。曾获得上海市“菜篮子”工程科研奉献奖。

      现在四大家鱼在水产市场已不足为奇，但在1957年以前，要在水产市场买到四大家鱼谈何容易？而这巨大变化离不开一位学者的汗水和智慧，他就是谭玉钧。

      幼年的谭玉钧，不像现在大多数孩子，有着安定而幸福的童年。由于父母工作不断调动，他也就四海为家，从吉林到天津，从天津到南京，又从南京到重庆。也许就是这种颠沛流离、四处迁移的生活，使谭玉钧形成了独立自强、坚韧不拔的性格。

      当时受抗日战争影响，天津的南开中学因躲避战乱也迁至重庆。谭玉钧就在南开中学，度过了他六年的中学生活。得益于化学老师郑新庭、生物老师钟道珍等，他们循循善诱，为谭玉钧播种了科学研究的兴趣。

突破家鱼人工繁殖

      一提到和鱼有关的话题，谭玉钧的话匣子就打开了，滔滔不绝，兴奋与激动不时流露出来。“1957年，我主要负责江苏和浙江的家鱼繁殖，当时日本专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家鱼不可能在中国繁殖成功”，谭玉钧说。

      建国初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上海和国内市场的水产品供应相当紧张，价格也比较贵，“吃鱼难”成为国家非常关心的问题。1954年12月调入上海水产学院的谭玉钧，一边对学生讲授水产养殖、池塘养鱼等课程，一边对日本专家的话不以为然，为四大家鱼人工繁殖问题寝食难安。他说：“每一种技术的突破都有它的必然性和偶然性。”谭玉钧不相信中国人不能实现人工繁殖。他带着几个学生来到浙江一个养殖场，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实现家鱼的人工繁殖，谭玉钧查阅了国内外专家的大量资料。当时四大家鱼的养殖技术已经掌握，但是仍基本延续唐朝的传统，从自然江河里捕捉鱼苗，再实行人工养殖。对如何人工繁育四大家鱼苗种，长期以来一直无人研究也迟迟没有进展。谭玉钧经过初步分析，从鱼类内分泌学知识出发提出一种技术路线，与英国一位科学家不同。英国科学家认为，需要用脑垂体促进人工繁殖；谭玉钧则认为绒毛膜*****更适合中国家鱼的人工繁殖。是听英国专家意见，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谭玉钧选择了后者。

      朱元鼎院长邀请著名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朱冼，牵头家鱼人工繁殖研究与实践。1958年谭玉钧带领青年教师参加了项目研究。1959年，他们应用绒毛膜*****促使家鱼雌、雄鱼性腺同步发育，在江苏吴江平望首先突破了鲢鱼的人工繁殖技术，1960年在上海青浦解决了鲢鱼、鳙鱼的人工繁殖难题，同时在我国黄河流域、河南武陵率先突破草鱼的人工繁殖技术。“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产卵的那天晚上值班同学兴奋的叫声。那叫声很激动，激动得让人觉得有点心酸。鱼终于产卵了，我们盼了多少时间啊！”当年那个让人振奋的夜晚，至今让谭玉钧津津乐道。

      每当谈起当年一系列科研突破，谭玉钧淡定的叙述就像在说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回首他的科研道路，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如上世纪50年代末，他运用生态、生理学方法，在华东地区突破家鱼人工繁殖难题；60年代中期，在总结群众池塘养鱼高产技术基础上，研究出具中国特色的一整套池塘大面积高产理论与技术，为我国解决“吃鱼难”做出显著贡献。90年代，他又在改革中华鳖、鳗鲡等特种水产品养殖方面做出重要成绩。正是这些技术成果，造福了千千万万百姓，为中国人解决“吃鱼难”问题做出重要贡献。如今四大家鱼已经十分普及，价格也相比往日便宜了，成了老百姓家里普普通通、物美价廉的菜肴。

      1990年谭玉钧获得上海市“菜篮子”工程科研奉献奖，1993、1994年被载入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1992年起享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急渔民所急，想渔民所想

      1963年初谭玉钧带领青年教师到太湖流域池塘养鱼高产典型——无锡郊区河埒乡河埒渔业一队蹲点，并在当地建立工作站。那里生活和工作条件十分艰苦。渔区没有自来水，没有厕所。为了总结群众的养鱼经验，他们在工作站因陋就简，住得是四面通风的房子，用得是井水，每顿饭来回要走2公里小路。工作刚开始，实验室建设、生活、水质测定等面临一系列困难。谭玉钧以身作则，与青年教师共同在渔区蹲点。他反复强调：“作为一名水产养殖工作者必需具备对艰苦环境的适应能力、生存能力。工作站能否立足，生活上不是主要的，关键是看我们能否帮助当地老百姓，将养鱼产量和收益搞上去。我们要以实际行动来感动当地领导和渔民，赢得他们的支持。为此，我们必须与渔民打成一片，要与渔民交朋友，同劳动，共生活。要急渔民所急，想渔民所想。”

      在谭玉钧的带领下，工作站每年都与当地渔民一起研究与制定高产措施，落实科学养鱼方案，共同参加新技术试验，并参加每个池塘的放养收获劳动，共同分析存在的问题。从此，工作站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试验工作得到当地渔民的充分信任和各级领导的支持。到1982年，在校领导和当地领导全力支持下，当地无偿划出1亩左右土地，建造了200m²的河埒水产工作站。工作站不仅为教师、研究生提供了科研条件，而且还可以供2个班学生生产实习。从此，工作站有了像样的实验室，师生的生活用房也大大改善了。

      谭玉钧长期在渔区搞研究，帮助渔民发展生产，提高产量。20世纪70、80年代，他对池塘养鱼各个高产子系统进行综合研究，创造了一整套利用大规格鱼种和天然饵料为主的池塘大面积高产、优质、高效的综合技术，使单位面积产量提高30～70%，效益提高一倍以上，并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池塘养鱼高产理论技术体系。90年代起，他又积极发展特种水产品养殖技术，增加渔民收益。长期与渔民生活、工作在一起，使他成为渔民的知心人和好帮手。

个人的作用有限

      谭玉钧经常讲：“个人的作用是有限的”。能在淡水养殖方面取得优异成绩，是由于他对水产养殖事业有着强烈的事业感和责任心。不论是在工作顺利阶段还是在最困难的“文革”期间，他都秉承着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要为我国历史悠久的池塘养鱼业，要为建立中国池塘养鱼的理论体系，要为池塘养鱼业的现代化而奋斗终生。

      对水产养殖学科的发展，谭玉钧有一种百折不挠的追求精神。正是有了这种精神，对名利得失他不会斤斤计较；正是有了这种精神，退休以后的谭玉钧，还经常穿梭于水产养殖第一线。他甚至在76岁高龄时，还深入渔区等基层单位了解生产情况，不断学习新事物、解决新问题。只要有需要他的地方，他都会力所能及地给予热情帮助——他为中国的水产事业干了一辈子，他与渔民建立了水**融的感情，他热爱充满挑战和趣味的水产养殖事业。

      谭玉钧1961年就主编了《池塘养鱼学》，由农业出版社出版。1989年所著《中国池塘养鱼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获1992年国家新闻出版署科技图书一等奖；1992年《中国淡水鱼类养殖学》第三版（主要作者之一），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获1994年国家新闻出版署科技图书一等奖。他还为我国培养了王武等水产养殖学科带头人。丰富的经验和长期的实践，使谭玉钧成为我国池塘养鱼学界有口皆碑的专家。

      如今，82岁的谭玉钧对水产养殖事业已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很多人或许已经慢慢淡忘这位曾经为中国水产养殖业，奋斗拼搏了无数个日日夜夜的科学家，但他的强烈事业感和责任心仍在感染着一代又一代水产工作者，感染着每一位水大师生。

（生命学院  顾益辉  曾幼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