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启荣（1900.12-1981.3），四川郸县人，鱼类学教授。192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曾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获生物学博士学位。曾任河北省立水产专科学校校长，四川大学、华西协和大学、西北大学、暨南大学等校教授。曾在清华学报发表《二十年来中文杂志中生物学记录索引》，收录生物学文献1000篇；编写《西印度群岛鱼类志》刊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校刊。

追求科学，热爱科学

      父亲对骆启荣的教育以启发为主，不墨守成规，因此骆启荣自小就养成思维活跃，以理服人的习惯，有时与父亲也会展开争论。骆启荣说：“这样的父子关系让我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让我凡事敢于质疑，很小就喜欢高谈阔论，甚至有点想入非非的味道。这自信与率直的性格，是父亲给我的最大礼物。”父亲去世后，兄弟们开始分家过日子。失去了可靠学费来源的骆启荣，听说清华学校不收学费，就决定一试。

      清华学校是清政府用列强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当时考入清华就意味着获得国外留学机会。骆启荣是庚子年（1900）出生的，似乎与清华园有某种缘分。1916年他顺利考取清华学校，与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著名文学家朱湘等都是清华甲子级同学（他们都于1924年毕业，1924为农历甲子年）。他与山西同学，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的冀朝鼎，尤为亲密。

      由于列强横行，军阀割据，政治昏暗，民生凋敝，在清华学校读书的莘莘学子，纷纷选择了自己的求学报国之道，有的选择“科学救国”，有的笃定“实业救国”，有的主张“教育救国”。骆启荣在清华园里博览群书，渐渐对生物学发生兴趣。他甚至在参加清华学校泰西文化班之余，自己选定图书馆的15种中文杂志，利用东京丸善株式会社生物学分类表，梳理了1000余篇关于生物学的文献索引，并撰写《二十年来中文杂志中生物学记录索引》一文。这篇文章于1925年发表于《清华学报》。骆启荣爱上了科学，自然而然选择了“科学救国”。

      骆启荣热爱科学，兴趣广泛，他的篆刻在清华同学中颇有名气。在同学朱湘写给闻一多的一封信中有这样一句话，“有梁思成君建筑校舍，有骆启荣君担任雕刻，有吾兄及杨廷宝君濡写壁画，有余上沅君赵畸君开办剧院，又有园亭池沼药卉草木以培养实秋兄沫若兄之诗思，以逗林徽茵女士之清歌，而达夫兄，年来之悲苦亦得藉此以稍释，不亦人生之大快乎”。朱湘所言雕刻，其实是指篆刻，由此可见骆启荣的才艺。

      1924年，骆启荣从清华学校毕业后，与同窗好友冀朝鼎，一起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骆启荣主攻生物学，冀朝鼎学习的是历史学。值得一提的是，1941年他曾受冀朝鼎之邀，在重庆担任平准基金委员会秘书处主任。此时，冀朝鼎已是中共地下党员。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骆启荣力尽所能多次给予冀朝鼎大力协助和掩护，确保了冀朝鼎工作的正常开展。冀朝鼎是1927年从美国赴欧洲开会之际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解放后，曾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全国第二、三届政协委员等。

      在芝加哥大学，骆启荣并没有局限于学习生物学，而是广泛涉猎各种学科，如地质学、经济学等。他希望了解各个学科的概貌和发展状况。芝大前沿的学术信息，宽松的教学氛围，良好的研究环境，使骆启荣沉浸在科学的店堂里兴奋不已。四年的学习，使他渐渐对鱼类学产生浓厚兴趣。

      骆启荣在芝加哥大学获硕士学位后，经导师推荐于1928年3月转赴斯坦福大学攻读动物学博士学位，主修鱼类学和无脊椎动物学。斯坦福大学位于美国西海岸，是世界著名大学，今天更因硅谷而声誉雀起。在斯坦福，骆启荣参加了西印度群岛的鱼类调查研究工作。期间，他克服水土不服以及语言文化差异，在西印度群岛搜集、鉴定鱼类标本，基本摸清了当地鱼类资源状况，并发现一新属，命名为Halieuticur burbradeusis(Genus Holiuticus)。1930年骆启荣在斯坦福大学校刊发表《西印度群岛鱼类志》并获生物学博士学位。

      在美留学期间，骆启荣还留下了一段热心助学的佳话。我国著名电子学与信息学家，两院院士罗沛霖就曾得到骆启荣的关心。罗沛霖的父亲罗朝汉，曾以墨绘竹兰石及文物鉴赏在北京颇有名气。骆启荣因喜篆刻，与罗朝汉接触比较多，也因此认识了比他小13岁的罗沛霖。骆启荣到美国后，常给读中学的罗沛霖寄些英文无线电杂志和物理化学手册。罗沛霖收到杂志后借着英汉词典研读，对无线电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后来，他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并获博士学位。

从事科学，献身科学

      骆启荣回国后，先后担任天津河北水产专科学校校长、河南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协和大学、西北大学等校教授。抗战胜利后，他到上海暨南大学，任经济学专任教授，讲授《商用英文》、《英文会话》、《商业心理学》等课程。1949年春骆启荣没有随暨南大学南迁至广州，而是先后出任中央食品工业部参事、中央农业部参事，后又因工作需要调至河北省立水产科学校任教授兼养殖系主任。

      1953年8月河北省立水产科学校并入上海水产学院，他随校来沪。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亟须发展科学事业。骆启荣开始围绕国家建设需要，着手编写《中国食用鱼类》第一部、《淡水鱼病害》等著作。由于留学多年，骆启荣英文流利。1960年4月在他60岁之际调至由朱元鼎于1958年成立的东海水产研究所编译室作研究员，翻译英文科学文献，直至1963年10月退休。

      骆启荣一生大部分时间与生物学打交道，是一个很开明的人。他十分关心祖国的医学事业，在患不治之症于弥留之际，他握着妻子唐淑清的手动情地说：“我死后就把遗体捐献给医院做医学研究用，也算是对国家的一点贡献吧。”直到妻子含泪点头答应，他才满意地合上眼睛。1981年3月31日，这位可爱的老人离开了我们。妻子遵其遗嘱，将他的遗体捐献给上海第一医学院（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今天在上海福寿园红十字遗体捐献纪念碑上，“1981年实现捐献者”那一栏镌刻着两个名字：骆启荣和丛培基。骆启荣从事科学，身后又献身科学。他是上海市第一位志愿遗体捐献者。

      骆启荣的事迹被报道后，电台、报社收到大量群众来信，纷纷赞扬这种献身科学的行为。中国文化比较看重死有所葬以及遗体完好，对1981年改革开放不久的中国人来说，志愿捐献遗体基本上是不可思议的事。骆启荣从事生物学多年，深知遗体对医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他破除陈规，首开先河，志愿捐献。之后，上海市红十字会、市卫生局与上海第一医学院等合作，筹建了上海第一个志愿遗体捐献站，于1983年1月1日正式接受市民报名登记。截止2006年底，已有23578位市民自愿登记加入遗体／角膜捐献志愿者行列，有3942位志愿者实现了捐献。在捐献者中，年龄最大的110岁，最小的才两个月。如果先生有灵，他可以含笑九泉了。今天上海的医学事业已蒸蒸日上，抚今追昔，骆启荣当年之举无疑具有开创意义。

（生命学院  马若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