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这个时代是幸福的，但责任是重大的，方向只有一个，就是为人民服务！

高鸿章（1910.11-2001.12），曾用名高斐然，福建海澄人，九三学社社员，航海技术教授，1991年起享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在集美高级水产航海学院、新加坡华侨水产航海学院、吴淞水产专科学校等校任教。为中国培养了众多现代水产航海管理、教育和技术人才，是我国航海事业的先驱。对磁罗经研究、磁罗经的校正颇有造诣，翻译了《罗经自差及自差仪》，编写了《船舶位置线简表——傍子午线表及其他常用表》。

      轮船远航，是什么指引她在茫茫大海中寻找正确的航线呢？是罗经，是罗经引导轮船顺利到达目的港岸。漫漫人生如同远洋航行，是什么指引人生的方向呢？是责任，是责任引导一个人走向成功。原上海水产学院海洋渔业专业教务主任高鸿章，就是这样一位把责任比作罗经引航人生的学者。责任影响了他一生，责任成就了他一生。“勤勉、诚朴、戒浮躁、勿空谈、当自立”，是高鸿章对自己一生的要求。

立志学航海

      在福建闵南，少时的高鸿章看到洋人在中国领土上横行霸道，便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萌动。1922年1月高鸿章考入福建集美水产学校航海部。在这里，有两件事对他影响深远：一是爱国华侨陈嘉庚提出的集美校训“诚毅”，二是“良师”。正是“诚毅”使他不折不挠走完一生。所谓“良师”是指陈嘉庚和冯立民。陈嘉庚捐资兴办福建集美水产学校。当时在校园里广泛流传着他投资兴学、抗日救亡的事迹。冯立民，集美水产学校教务主任，在教学中多次讲述其航海经历，赞扬海员英勇工作、不畏艰辛的精神。两位老师在高鸿章心中，一个是诚毅的表征，一个是勇者的再现。正是深受“良师”影响，高鸿章立志上船，献身航海事业。在集美，他在“诚毅”校训影响下，以“一技之长胜万金”为座右铭，刻苦学习。

      四年以后，他掌握了航海及水产方面的基础知识。为深入学习航海技术，他于1928年1月到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水产学校（现上海水产大学）航海科继续深造。期间，完成了《罗经自差及自差仪》的翻译工作。至1930年6月毕业时，高鸿章已成为一名比较成熟的航海人才。

痴情磁罗经

      由于学业优异，高鸿章被推荐到上海陈嘉庚公司集美第二渔轮工作。已经是大副的他，从水手做起。他说自己：“不善讲话，对许多事件常静观其变发展，只求事实与理论是否匹配”。该船船长对他的优秀表现给予肯定，戏称其为“书生水手”。

      以后三年中，他先后在“合安商轮”、“福平商轮”、“源奥商轮”工作，经过不同船型多种航线的磨炼后，成了理论与实际结合、精通航海气象的专家，在航海界初露锋芒。

      1927年，集美水产学校航海部独立建校，成立集美航海学校。由于当时时局混乱，人才匮乏，1934年航海学校陷入极端困难时期。为了维持学校发展，陈嘉庚聘用高鸿章回母校任教。他怀着对母校的感激之情，倍感培养航海人才、壮大航海事业的责任感，毅然辞去了“源奥商轮”的职务来到集美。秉承“诚毅”校训精神，学校师生在混乱的社会环境中坚持教学，刻苦学习。

      1941年，由于受国内反动势力迫害，高鸿章被迫出国前往新加坡，于当年2月受聘于新加坡华侨水产航海学校，任教务主任，继续培养水产航海人才。后来，因太平洋战争爆发，他百般无奈离校。为了维持生计，他先后在日新公司做过点店员、会计师，也做过推销咖喱粉、雪烟等小贩生意。即使在落魄的时候，他仍不忘研究航海技术。正是这个阶段，高鸿章对磁罗经的研究不断深入，对磁罗经的校正已有了很高水平。

      全国解放战争结束后，高鸿章于建国前夕回到国内。当时上海水产专科学校（前身吴淞水产学校）校长侯朝海，聘请高鸿章来校教书。那时，中国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各种人才极端匮乏，身为航海家、远洋一级船长，高鸿章更感责任重大。他谢绝了上海益祥公司的高薪邀请，来到母校任教。

      1950年高鸿章参加了全国第一次轮船船员考试，获得轮船职业甲种证书（列甲字员第八号）。60年代，上海远洋公司需要对公司轮船罗经进行校正，但是遍访航海、造船界专家教授，只有高鸿章一人对罗经原理及操作了如指掌。

一心为教育

      1936年全国渔业产量曾达150万吨，但受抗日战争等影响，渔业受到严重破坏。当时渔民的主要生产工具是落后的无动力木帆船。高鸿章在渔业调查中发现，建国后渔民虽然在政治上翻了身，但经济仍然贫苦，渔业基本处于恢复阶段。在全国推行动力渔船后，机帆船才得以逐步推广。高鸿章体会到广大渔民疾苦。他找到侯朝海校长，商议产学结合，提高渔民的捕捞生产力。侯校长积极采纳了他的建议，制定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工作指针。

      1958年高鸿章与广大师生走向生产第一线，深入渔区、渔村与渔民一起劳动。那年10月，师生们来到舟山与渔民一起投入到声势浩大的冬季带鱼生产。期间，有师生教渔民文化知识，有的为渔民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有的在生产间歇为渔民唱歌等活跃气氛。高鸿章由于满腹经纶，经验丰富，被渔民亲切地称为“文化部长”。在为期两个月的生产实习与现场教学中，师生共完成劳动札记103篇，提出技术改革424项。这次“科技兴渔”活动，不仅使同学们了解了生产实际情况，基本掌握了如何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的方法，而且与广大渔民建立了水**融的感情。

      或许是在商船上曾工作多年，对商船非常熟悉，高鸿章在授课过程中，有时难免流露出“商轮胜渔船”的想法。在一次会议上，有学生提出他的“教学都是偏重大轮船。”听到这一意见，高鸿章起先不由愣了一下，但他并没有责怪学生而是对自己的教学做了反省。的确，除了大轮船，我国更有无数中小型轮船、渔船，授课时不能过于偏重，而应力求整体全面。对正确的意见，他不摆教授架子，听后即改。高鸿章长期从事航海事业，实践经验丰富，上课生动形象，很多学生都喜欢听他的课。

      “文革”期间受左的思想影响，他遭受不公平对待，教授职称也被取消。尽管那时对他作了不恰当评价，但他却表现出超凡脱俗的态度，没有影响他始终不渝的教学热情和严谨治学的信念。高鸿章提出一个申请：希望住房靠近学校，以便将浪费在赶路上班的时间转化为工作时间。可见他对教学的热情、对航海事业的热爱。

      上海水产学院1972年被迫要从上海搬迁到厦门。那时，高鸿章年事已高，常年受高血压、冠心病和轻度贫血困扰，他决定留在上海并于1975年退休。习惯于繁忙生活的高鸿章极不适应退休生活。于是，他开始整理以往经验心得，着手编书。经过多年努力，高鸿章完成了《船舶位置线简表——傍子午线表及其他常用表》的编写与出版。

      2001年，这位为中国水产教育和航海事业奋斗一生的老前辈，中国航海事业的先驱因病与世长辞，享年91岁。他说：“我生在这个时代是幸福的，但责任是重大的，方向只有一个，为人民大众。”高鸿章言行一致，他的一生是为我国水产业艰苦奋斗的一生，是为水产教育事业服务的一生——他履行了自己的责任。

（海洋学院  张锦丹）